否则，一味看重和强调听的主观性，最后反而容易消弭听的意义和价值。
此外，笔者还将《解蔽》《不苟》归为一组，其中《解蔽》提出思仁，《不苟》提出养心莫善于诚，皆受到思孟之学的影响，可视为荀子的晚年定论。《正名》篇云：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
如果荀子将好利疾恶好声色视为恶之端，以此界定性恶，逻辑上必然推出否定物质欲望的结论，最终走向禁欲主义。但《性恶》篇则不仅根据违背礼义的结果论恶，同时根据违背礼义的原因论恶，好利好声色疾恶都是违背礼义的原因，所以《性恶》显然是肯定性有恶端或恶因的，而不是如杨泽波教授所说仅以结果论恶。荀子认为人性好利，而且穷年累世不知不足（《荣辱》），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当然是恶了。但站在荀子的立场，善是外在的、客观的。由于文章较长，笔者将其分为四篇单独发表。
（同上）所以《礼论》篇的人性论应该称为朴-伪论，或者性朴伪盛论，而不是性朴论，它同样只适应于《礼论》篇，而不可扩大到《荀子》其他各篇。杨教授反对心善，主要是继承了港台新儒家的观点，认为荀子是认知心，不能进行道德创造，与笔者所论关系不大，且前面已有讨论，故不做回应。如果美元都分散在美元进来中国的那些户主身上，国家和央行就不存在目前的困境了。
近年来，随着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强制结汇制度的基础不存在了，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从原来大家缺美元、强迫企业不准拿美元，到现在无论是从经常性账户还是资本账户进来的美元，企业也不要，主动结汇，即兑换成人民币。但又不可能分出去，因为你分不了。第四，尽快降低奢侈品的进口关税，大量进口奢侈品。实现普选之后，问题也就来了。
这是多年央行被动增发基础货币的主要原因。这样一来，岂不成了全国人民币储户来为少数美元结算商买单？可是，我觉得有关方面到现在还不明白这里面的道理。
换句话说，央行账户中的美元，是通过给全国各个企业、外资的二十多万亿人民币买来的，你把这三万多亿美元分了，那谁来负那二十多万亿人民币的债呢？当然，现在这三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确实在中国，在央行，美元又还在贬值。因此，如果美国经济欠佳，中国的出口贸易量会下降，中国总体的经济也会被拖累。但是，央行这么多货币发出去了，谁来负担啊？不是央行，是全国人民。在政治学中有个瓦格纳定律（the Wagner's law），即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膨胀，财政支出将呈现上升趋势。
在过去十年中，联邦政府开支增加了百分之五十，政府雇员（除军队外）增加了约百分之二十。由于关税太重，导致中国人出去大包小包的采购，据说每年花在欧洲都有几千亿美元。欧债、美债危机相继爆发之后，美国破产、全球经济衰退的声音一时间甚嚣尘上。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要从根本改变现在的外汇结汇体制，做到央行不再把外汇全部背在自己背上，把外汇留给公司、企业和个人，留给结汇的商业银行。
英国保守党上台之后，想采取增加税收、减少政府开支的措施，这一做法其实是为了纠正民主制度下政府负债日益严重的趋势，但是这样他们就会面临和我前面说过的与美国同样的问题，即增税导致企业经营更加困难，这样失业率就可能上升。在小布什的共和党执政时期，就采取了所谓的大政府的经济政策。
第三，鼓励民间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去买房地产（现在几万美元就可以在美国买房买地），去新西兰、澳大利亚买农场、矿山。有种观点认为，美国解决债务问题其实不难，多印美元不就成了，您觉得美国会如此选择么？ 韦森：这点就比较奥妙了，因为这牵涉到美国的货币和金融制度，牵涉到美联储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当然，这两三年，美国政府负债大幅增加，主要是其救市政策和刺激经济计划造成的，但仍有上述两难选择和两头讨好的政策因素在其中。这样一来，钱都让国外商店给赚了。美国政府的负债是很大，但是老百姓生活还是可以的。我觉得，西方民主政治走到目前这一步，要改变起来是很困难的，似乎已经走到了一个死胡同里，好像没法回头。有人说，美国特别是欧洲出现债务危机，根本原因是高福利的运行模式不堪重负，无以为继，那么这次危机对西方现有的高福利模式会提出怎样的新挑战？ 韦森：这不仅是福利社会的问题，而是西方民主政制本身的深层次问题。这样美国人赚了几个来回？赚了多少？我们又损失了多少？这是目前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分工的一个自然结果，但还有别的更好的选择么？美国经济再怎么样，还是个GDP十四万多亿美元的大国。
央行账面上有三万多亿美元外币，但同时它有二十多万亿人民币负债。因为在之前有选举权的人只占社会很少一部分的情况下，执政的政治家可以不怎么考虑大多数人的诉求而去做决策，包括财政预算方面的决策。
当下，美国和西方的家庭已有车、有电脑、有各种家电、有自己的房子，而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次新的科技革命出现的征兆，也就没有新的消费热点。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经过争执，暂时达成了一致意见，但美国右翼——特别是茶党——仍大力主张减税、减少政府开支。
事实上，这几年美国混得还挺好。纵观近现代人类经济史，从十八世纪英国的纺织工业革命起，接着是近现代和当代历史上的三次科技革命，都带来了西方国家经济的长期增长，乃至某个国家的崛起。
由此看来，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的道路和经验还是有很多参照意义的。中国政府机构及其财政支出，不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能否说，我们和美国同在一条船上，已经绑在一块了？ 韦森：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一降关税，财政收入就减少了，部门利益绑架国家国民利益，竟然到了这个程度。不久前，美国议会通过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两点四万亿美元议案，以及随后标普公司降低美国主权债务评级，只是两个连续的事件，虽然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一定的冲击，但我觉得还构不成一场危机。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当然，目前人民币在升值，企业和民间都不要美元，都想把美元推给央行：你不强迫我结汇，但我还不想拿美元在手里呢。
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这五国的问题都很严重。当然，我还是觉得，像欧美这些已经发达到如此程度的国家，是不可能再有什么大危机的。
为什么近些年我们的基础货币发行量那么大？这与我们的外汇管理制度有关。美国这次债务问题出现之后，国内的一些左倾经济学家以及一些不懂经济的人就开始骂美国不负责任，主张抛售美国国债。
我多次讲，宪政和民主是两个东西。所以说，解决中国外汇储备的问题背后就又必然牵涉到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的问题。第二，大量买资源，买石油、黄金和其他类资源。这能叫美国政府债务危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就全球经济复苏前景来说，目前最主要的还是一个信心问题。
过去美国似乎一直是债多不愁，活得也挺好，为什么现在债务问题突然爆发了？如果此次标普不动手，美国的债务问题是不是还能多混几年？ 韦森：看全球经济，欧洲比美国更坏，最好的是中国经济。是否增发美元，这取决于美联储买不买美国国债和其他公司的债券。
美国真正出问题的是实体经济部门，美国政府的债务上限提高多少，也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而2008－2009年以来的这次世界经济衰退，可以看作人类社会第三次科技革命（即核能、航空和航天科技，以及计算机、IT网络信息技术）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动力衰竭的一个必然结果。
他说，这次危机不单对现有的资本主义高福利模式提出了挑战，更折射出了西方民主政制本身的深层次问题，这也是中国未来法治民主政制建设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政府机构在膨胀，经济却没有多少起色，这就有问题了。